1965年，国共双方在台海进行了三场大规模海战，人民海军以轻伤9艇的代价，取得了击沉国军3舰、击伤2舰的战绩。1954年11月14日，快艇31大队隐蔽埋伏13天，击沉了国民党军护航驱逐舰“太平号”，这是人民海军首次击沉国民党军大型军舰。11年后的同一天，又是快艇31大队取得了击沉国军护航炮舰“临淮舰”的胜利。历史仿佛走了一个圆实盘配资网站，自此之后，半个多世纪时间海峡间再未发生大规模海上战斗。
不成功的“五一”海战
1958年的9.1海战，东海舰队福建基地派出6艘鱼雷艇、7艘炮艇（4艘未赶上参战）突击台海军编队，击沉了国军大型猎潜舰“沱江”号（此战在我前文有述），此后的七年，福建海军部队将重点放在打击运输敌特的“海狼艇”、水陆装甲车等小型目标任务上，除了在1964年5月1日与救援“海狼艇”的“丹阳”号驱逐舰发生过3分钟短暂炮战外（“抗日神舰雪风号”发挥传统再次坑了队友），基本未与敌大型舰艇作战。
1965年的“五一海战”（台军称东引海战）是时隔七年我军再次主动与敌大型舰艇作战。对于人民海军而言，这是一场指挥紊乱的不成功的海战。
战前，由于主要对付“海狼艇”此类小型快速目标，要求我舰艇必须快速赶赴战场，期间火力接触时间短，战机稍纵即逝，对指挥效率和兵力协同提出很高要求。为此，总参基本理顺了福州军区和东海舰队两级指挥机关对福建海军部队的指挥关系：
从上图可看出，海军福建基地受福州军区和东海舰队的双重领导，该体制的优点是利于前线的战备建设。58年金门炮战开始后，海军航空兵陆续撤离，福建防空作战任务主要由空军完成。由福州军区统一协调入闽的空、海军部队，节省了军种间协调时间，加强了海空军配合一体化作战。然而，该体制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即容易令出多门，引起指挥紊乱。
1965年4月30日凌晨，东海舰队收到情报，国民党军“东江号”猎潜舰于29日晚由澎湖马公启航，驶往福建国民党军所占东引岛驻防。12时，雷达捕捉到目标，19时25分，沿海观通站发现“东江”号在东引岛以东2海里处转向东北，往我方控制的福建福鼎的台山列岛驶来。两个小时后，该舰仍在北驶，且距我台山列岛仅有18海里。
东江号
福州军区指示福建基地：“如敌靠近，准备打一下”；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接到福建基地通报后，迅速命令该部“一百吨高速护卫艇高速出击，于北礵方位100度，领海线附近拦击敌舰，‘南昌’舰（护卫舰）和两艘七十五吨高速护卫艇向台山以南接敌”；十分钟后，福州军区指示：“艇队立即出航，先进至北礵待机”。可以看出，东海舰队和福州军区在关于“打与不打”，舰艇出击时间的问题上，意见并不统一。
也许正是顾及到两个上级指挥机关意见可能相左，影响到福建基地指挥员把握战机。战后复盘，福建基地检讨到：发现敌‘东江’号航线异常，但没有引起基地领导的重视，认为上级未必会允许打，只作了一般研究布置，延误了战机。如果发现敌舰行动异常时，立即做好打的准备，就可以争取两个多小时的准备时间，并可能在台山和北礵之间海区截住敌人，将其击沉。
此战海军福建基地派出了南昌舰带两艘75吨炮艇（55甲型）以及四艘100吨高速护卫艇（0109型），其中575、577为第一战斗小组，574、576为第二战斗小组。
5月1日0时25分，第一攻击小组577艇发现目标。0时38分，该艇发出识别信号，敌舰不予理睬。2分钟后，第一小组开始射击，敌舰开始向东南外海逃去。
0时57分至1时4分，第一小组两次对敌射击，压制了敌舰的反击，敌舰中弹起火。
1时15分，我距敌只有4链（1链约185米），迅即组织第四次射击，一直打到距敌50米处，敌舰遭到重创。
由于距敌舰太近，577艇向右转向，右后方575艇避让不及撞上了577艇右舷，导致577艇受创，电源、雷达、电台失效，操作失灵。575艇不得不停止射击，靠拢577艇接收该艇上的海上指挥所人员。
2时5分，两艇撤出战区返航。
2时10分，福建基地命令第二小组向第一小组靠拢，意图一举击沉敌东江号。该小组在接敌过程中，虽最近距敌只有1.8海里，但并未发起攻击，接到返航命令后，即单独高速返回。
战斗打响时，南昌舰带领两艘护卫艇距敌24海里，已无法迅速赶到战场。
战后，各级总结“五·一”海战最大的教训是：指挥机关对打仗的思想准备不足，未认真分析判断，抓紧时间做好充分战斗准备，造成仓促应战，又由于指挥层次多，指挥紊乱，失去了拦击敌舰的机会。
另外，在兵力使用上，虽然派出了南昌舰，但是由于航速慢，并不适合这种战机稍纵即逝的追击、截击战斗。而四艘高速护卫艇（实际只两艘接战），火力不足以迅速击沉“东江”号此类吨位较大的舰艇。
堪称完美的“八六”海战
“五·一”海战后，针对此次海战中暴露出的问题，在“八·六”海战中，中央军委适时调整了指挥关系。据南海舰队司令员吴瑞林回忆，“八·六海战”中，周恩来总理通过广州军区参谋长陶汉章和海军参谋长张学思传达指示，要求广州军区和海军不参加战斗指挥，由南海舰队具体指挥，并直接向副总参谋长李天佑报告，由总参协调广州军区空军对作战海域上空的空中掩护。具体指挥关系如下：
对照“五一”海战，这样的指挥关系更垂直，使部队指挥高效，下达决心准确，把握了战机。
8月5日18时25分判明敌舰类型后，18时34分南海舰队命令所属部队进入一级战斗准备，并迅速确定以5艘炮艇11艘鱼雷艇组成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案。同时，在上报总参打击方案的同时，命令第一梯队先行进至待机点，缩短了兵力接敌时间。
6日1时42分，我护卫艇编队追上敌舰。1时50分，敌舰先我射击，未命中，我编队还击，并高速驶近敌舰。见此情形，“剑门”号开始向东逃跑，剩下“章江”号被我编队咬住。
章江号
剑门号
鱼雷艇第一突击群在夜间航渡时，因观察不便有两艘艇掉队，其余四艇在高速接敌过程中因装备故障有三条鱼雷未能成功发射，发射出的5条鱼雷无一命中，遂撤出战场。
鱼雷艇突击群攻击失利后，担任掩护的护卫艇突击群冲上去群殴章江号，在我四艘护卫艇（1艘艇担任预备队未参与攻击）的打击下，章江号中弹起火。6日3时33分，“章江”号爆炸沉没。
此时天已快亮，极易遭受敌机袭击。总参、海军、广州军区及时指示南海舰队“部队既已出动，就应坚决在天明之前突击一次再撤，空中掩护由空军负责。”三个上级机关意见一致，让前线部队更加坚定了歼敌决心，南海舰队迅速投入第二梯队追击，护卫艇先行炮击，掩护5艘鱼雷艇接敌占领有利发射阵位，5时20分，距离2~3链发射10雷命中3雷，两分钟后“剑门”号沉没。
此时，天刚破晓，空军及时起飞战机掩护我艇队返航，待16架敌机飞临战区时，我舰艇已处于空军严密的支援掩护下。
战后，南海舰队总结到：如果稍有犹豫迟延，就不能获此战果。二是保留了原有指挥关系的优点，使战区资源能够集中使用，避免了海军单独接敌。国防部则用了“打得坚决、打得干脆、打得漂亮”来评价此战，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海峡最后一场海战——“崇武以东海战”
此战台湾方面称为“乌丘海战”。11月13日14时10分，东海舰队收到情报，国民党军“山海”、“临淮”两舰（曾用名“永泰”、“永昌”号）已于五十分钟前由澎湖马公启航，驶往福建国民党军所占乌丘岛，随即通知海军福建基地做好战斗准备。
“八·六”海战后，福州军区、东海舰队和福建基地派专人赴南海舰队学习此次海战经验。结合“五·一”海战教训，元鼎证券_元鼎证券登录入口_配资平台官网“崇武以东海战”中，在保持现有指挥关系不变的前提下，福州军区、东海舰队给予了海军福建基地相应的情报支持，但不进行具体指挥，由福建基地统一指挥海上兵力。
当时的战场态势为：在蒋占东引岛泊有“太湖”号护航驱逐舰、“柳江”号“猎潜舰；金门料逻湾泊有”维源“、”珠江“猎潜舰；乌丘岛东南海域有2艘美第七舰队的驱逐舰巡弋。
根据敌舰运动要素及战场敌情，福建基地决定：护卫艇31大队4艘75吨护卫艇部署乌丘东南15海里处，以阻断金门敌舰增援；护卫艇29大队2艘75吨护卫艇、1艘125吨护卫艇在西洋岛以东海域钳制东引岛敌舰；6艘护卫艇、6艘鱼雷艇组成突击群，海上指挥员为1958年9.1海战的英雄魏垣武（时任海坛水警区副司令员）。
魏垣武决定：护卫艇31大队的573、579艇与29大队的576、577艇这四艘100吨护卫艇（0109型护卫艇）为第一突击群，主攻山海舰；29大队的两艘125吨护卫艇（62型护卫艇）588、589艇组成第二突击群，牵制临淮舰，由29大队参谋长王奇志任群长指挥；快艇31大队6艘6602型鱼雷快艇124、126；131、152；132、145组成第三突击群，由海战英雄快艇6支队副参谋长张逸民任群长指挥。
近年来，张逸民回忆录流行，书中对接敌部署颇有微词，认为6艘护卫艇应一次性投入攻击山海舰，阻断敌舰退路，进而掩护鱼雷艇发起突击，这样就能达成全歼。然而，老英雄张逸民只是鱼雷艇突击群指挥员，回忆录中的观点难免有本位主义和事后诸葛亮之嫌。
从福建基地的兵力部署来看，突击兵力与八六海战基本一致，完全能够对付比章江、剑门火力稍弱的两艘敌舰，表达了福建海军部队想一战全歼敌舰的决心。魏垣武的战斗部署借鉴了八六海战的经验，并无问题，之所以未能达成全歼，有两个原因：一是作战海域距离乌丘较近，而国军的老毛病是，战场上遇到危险就丢下队友逃跑，且跑得飞快。二是战斗中出现了意想不到的状况，指挥艇中弹且未能迅速转移指挥权。如果有瑕疵的话，就是未能准备更充分，未能考虑到特殊状况。
13日19时15分，我大雾山观通站在距离69海里处发现敌编队以航速10节驶向乌丘。我海上编队于21时25分由娘宫起航，22时10分到达东月屿。
22时16分，各突击群按编组依次出发，准备截击敌舰。出击途中接到周总理指示：”同意打。集中兵力先打一条，要近战，抓住战机，组织准备工作要周密一些，不要打着自己，天亮前要撤出战斗，要发挥英勇作战的精神。”从接到敌情、发出指示后，周总理、贺龙元帅始终守在指挥岗位上。
23时14分，指挥艇573艇雷达在右舷10°距离10.5海里发现敌舰，山海舰在前，临淮舰相距7~8链在后。事后得知临淮舰因雷达故障，为防碰撞而未能紧密编队。魏垣武决定护卫艇突击群从敌间隔处突入，分割两舰，集中攻击山海舰，而后各个歼灭。
23时33分战斗开始，开火2分钟后，冲在最前面的指挥艇573艇。被“山海”与“临淮”舰的炮火夹击受创，指挥台中弹2发，31大队副大队长李金华、中队政委苏同锦牺牲，魏垣武胸部、腹部、右眼负伤，操艇的副艇长等6人受伤，573艇失去指挥能力；几乎同时，预备指挥艇576艇前机舱和弹药库中弹进水，轮机班长以下9人负伤。
在此情形下，我艇群仍然坚持对敌射击。面对我方攻击，台南巡逻支队旗舰“山海”舰连招呼也不打，丢下“临淮”舰转向加速向乌丘逃跑，“临淮”舰则沿原来航向航行并继续向我射击。
23时36分，我艇队集中攻击“临淮”舰，由于相对运动，很快失去火力接触。两分钟后，魏垣武命令各艇停止射击，发信号弹召唤鱼雷艇展开攻击。4分钟后，魏垣武由于伤势较重，无法指挥，命令向预备指挥艇转移指挥关系，但由于信号兵负伤，该命令未传达下去，致使从23时42分至0时40分指挥中断，由于573艇的罗经被打坏，艇向左转向，第一突击群3艇跟随指挥艇与敌舰渐行渐远，而第二突击群2艇则在海上停车漂流半小时。
接到鱼雷艇攻击信号后，张逸民派出鱼雷艇第二攻击小组（131、152）前出。23时52分至14日0时2分，鱼雷艇第二攻击小组进入战场，并向“临淮”舰发射全部4雷，均未命中。
待张逸民率第一组（132、124）、第三组（145、126）赶到时，南巡支队长麦炳坤与“山海”舰长朱普华已带山海舰逃至8海里外的乌丘岛，而“临淮”舰此时已有20余人伤亡，又见旗舰逃跑，于是转舵向南往澎湖逃跑。为防被鱼雷艇攻击，“临淮”舰一边采取规避动作一边对我鱼雷艇编队展开疯狂炮击。在呼叫护卫艇压制敌舰火力，掩护鱼雷艇进入攻击阵位未果的情况下，张逸民决定依靠鱼雷艇自身火力与敌周旋。
6602型鱼雷艇是苏联K183型鱼雷艇（北约代号P-6)的仿制型号，该型艇不仅换装了威力更大的533毫米鱼雷，也加装了12.7毫米机枪和25毫米炮，拥有一定的自卫能力。面对“临淮”舰，我两个鱼雷艇战斗小组通过奇正相辅的战术，展开两舷攻击，持续与敌炮战，杀了个5进5出，终于抢占到有利攻击阵位。
0时31分，145艇冒着敌炮火逼近至300米射出2条鱼雷，临淮舰舰艉被一条鱼雷命中，当即失去机动能力开始下沉。我鱼雷艇队撤至附近观察攻击效果，看到“临淮”号舰首翘起，明显下沉。以往这种千吨级的军舰被命中一条450毫米鱼雷基本难逃沉没命运，更何况这次是威力更大的533毫米鱼雷。张逸民便下令转向，鱼雷艇群撤出。
护卫艇队背航4海里后，第二突击群指挥员、护卫艇大队参谋长王志奇即率领588、589两艇转向。
0时34分，第二突击群的588、589两艘护卫艇加入战局，逼近炮击临淮舰。
临淮舰被鱼雷击中影像
1时06分，“临淮”舰沉没于乌丘以南15.5海里处。上尉军需官邱文等9人被我护卫艇突击群捞起，3时05分，护卫艇群奉令返航。几个小时后，舰长陈德奎等14人被美驱逐舰救起，其余80余人全部随舰沉没大海。
山海舰逃至乌丘后，依托岛上炮火掩护，多次盲目射击，企图支援“临淮”号，乌丘岛上的105毫米陆炮亦曾7次盲目射击，战斗中有国民党飞机4批8架临空支援，但未逞。
此战，解放军指战员牺牲2人，伤17人，轻伤护卫艇和鱼雷艇各2艘，消耗鱼雷6枚，各种炮弹7165发、枪弹250发，取得击沉1艘击伤1艘敌舰的胜利。
不出意外的是，战后，国民党当局对外仍宣称取得“击沉敌舰艇四艘，重创一艘”的大捷，那艘不顾“临淮”号死活，开战伊始一看形势不妙，连招呼都不打就独自逃命的“山海”号返台后竟然受到了胜利凯旋般的欢迎，在公众面前营造出一副战斗英雄的场面。
逃跑的山海舰
不久“山海”号临阵逃跑的事情还是被曝光了，毕竟“临淮”号一船人基本都阵亡或被俘了，部队中也传来要求枪毙带头逃跑的南巡支队长麦炳坤的呼声。
老蒋实在坐不下去，对这丢脸丢到家的事情干脆也不捂着了，将支队长麦炳坤上校和“山海”号舰长朱普华中校送进军法大牢！身负重伤在冰冷海水中漂流数小时，才被美国军舰救起的临淮舰长陈德奎，在台海军副总司令宋长志、前司令刘广凯与蒋经国的力保之下，免于牢狱之灾。
战后，给予“临淮”舰最后一击的588号护卫艇被国防部授予“海上猛虎艇”的光荣称号。至于张逸民回忆录中所言，临淮舰中一条鱼雷必沉没，护卫艇完全没必要上前补刀，上级出于维护护卫艇部队而剥夺了快艇部队的功劳一说，老英雄本位主义的考量多了一些。如护卫艇不上去将临淮舰彻底送入海底，战斗完整性就稍显不足，就如同在74年的西沙海战，虽然281编队最后将敌10号舰击沉，但也无人否认271和389编队前期的海战功绩。
结语
国民党反攻大陆计划始于1961年4月1日，蒋介石密令在台北县三峡山区设立“国光作业室”，因而该计划也称国光行动。国民党军依照该计划多次派遣飞机、舰船袭扰大陆沿海，空投、海运特务至大陆实行侦察、破坏行动。
1965年6月17日，蒋介石召集会议，预备发动反攻，要求所有国军军官预留遗嘱。
6月24日，在左营外海搞的模拟登陆演习中，5辆两栖装甲车被海浪打翻，死亡数十人。
8月6日，剑门、章江号执行运送特务至大陆搞侦察破坏的“海啸一号”行动，遭我炮艇、鱼雷艇部队伏击沉没，死亡200余人。
11月14日，乌丘海战再次惨败，让蒋介石对反攻大陆逐渐死心，“国光计划”规模逐年缩减，1972年7月20日，“国光办公室”撤销，反攻大陆计划宣告终止。
国民党迫于形势放弃反攻大陆有多方面的因素，1965年三次海战遭人民海军痛击亦是蒋断了重返大陆念想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战后，国民党接收了大批美日军舰，从大陆败退时除少部分军舰起义外大部都撤至台湾，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出于围堵新中国的需要又持续将大量二战时的旧舰送给国民党当局，因而，从舰艇的吨位、火力上来说国民党海军都大大强于我海军，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八十年代。然而，在五六十年代，国民党海军的大舰却屡屡被我小艇痛击，究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我军充分运用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这一重要战术思想。
面对敌大型舰艇，利用我炮艇、鱼雷艇机动较快的优势，在运动中，将劣势转化为优势，即在局部对敌形成数量和火力优势。
五一海战时，虽然调动的舰艇很多，但是由于指挥失误，导致只有两艘0109型护卫艇与敌舰发生火力接触，未达成兵力火力优势，未能击沉敌舰。而之后的八六海战和崇武以东海战，我军充分借鉴了五一海战的经验教训，集中护卫艇、鱼雷艇发动狼群攻击，相对优势明显，取得胜利。
二、我军坚持“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的原则。
1965年的三次海战，国军舰艇一出航，我军即掌握相关情报。据很多国民党空军飞行员回忆，其驾机刚飞起来，耳机里就传来我军的呼叫，姓名、家乡、军衔等等不差分毫，甚至有时还传来亲人的呼唤。这一方面，”余则成“们居功至伟。
除情报外，我军设置在沿海的观通站表现也极为出色，早早捕捉到目标信号，敌舰行踪被我全程掌握，既保证了我指挥机关及时下定作战决心、下达作战命令，又为我舰艇夜间作战提供了准确的引导。
与之相反的是，国民党军对我方情况一无所知，我军由此具备了信息优势。多年以后，国军在检讨1965年的海战教训时特意指出：“当中共观通系统发现我军行踪，奇袭优势消失，那么我们就输定了”。
三、我军指挥灵活，作战中相互配合。
“五一海战”后，我军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改进了指挥层级，实现了指挥机构垂直化、扁平化。上级指挥机关除协调海空军军种间相互配合，给予下级必要的情报支持外，充分发挥了下级指挥人员的指挥自主性。作战中，岸指依托雷达，引导我海上编队精准接敌，指挥护卫艇、鱼雷艇突击群反复冲击，最终达成各个歼灭。
反观国军方面，指挥相对混乱。“八·六”海战中，恰有一支舰艇编队在海峡附近巡逻，而该部全然不知“章江”“剑门”两舰与我接火情况，上级也未命令该部前往支援。空军未收到“章江”“剑门”号执行任务的通报，待收到命令，慢慢悠悠飞至战场时，已是6日7时12分，此时，章江、剑门已沉，我舰艇早已在返航途中。“崇武以东海战”情况依然如此，山海、临淮舰被攻击过程中，既无己方舰艇支援，也无空军掩护，面对我优势兵力，无法摆脱被击沉击伤的命运。
其实，这是国军的老毛病。从红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不论对阵共军还是日军，国民党军各部鲜有配合，总是各自打着自己的小算盘，毫无全局观。而其上级指挥机关也就难以具备有效的指挥能力，结果就是很难形成合力，友军炮火连天，自己这边不动如山，最终被各个击破。经典的战例如孟良崮，数十万国军环伺左右，援军最近距离74师仅有5里地，眼睁睁地看着张灵甫被我军歼灭。
四、人民海军战术创新
有什么样的装备就打什么样的仗，“你打你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海战中人民海军战术方面最主要的创新，就是在实践中摸索了护卫艇和鱼雷艇部队的协同作战方法并运用于实战。
解放初期，受装备限制，我海军很难在与国民党海军的战斗中取得显著战果。随着P-4型鱼雷艇的装备，我军陆续取得了击沉太平、洞庭、台生、中海等重大战果。
早期的炮艇，由于航速慢，在鱼雷艇高速冲击时会被远远甩下。但是鱼雷艇艇体单薄，若无护卫艇掩护，在单独接敌过程中，只能发动决死突击，一旦被发现，受火力限制，往往会付出很大伤亡。
我军的炮艇发展，主要经历了日式25吨江湖炮艇及改装渔轮等杂牌炮艇---->53甲型（50吨）——>55甲型（75吨）——>0109型（含0105、0108、0110型等，100吨）——>62型（0111甲/乙型，125吨），从仿制到自主设计，吨位、火力、航速、自持力增强，从而实现了伴随鱼雷艇高速冲击。
章江、剑门、山海、临淮等舰，虽配备76毫米主炮，但射速慢，在没有炮瞄雷达情况下，很难对我高速舰艇实现有效打击。敌舰副炮口径20-40毫米，每舰一般列装8-9门，虽管数多于我单个护卫艇，但对我舰艇毁伤效果有限。
在1959年的9.1海战时，我三艘55甲型炮艇即能将沱江舰击成重伤，到五一海战时，我两艘0109型炮艇的火力就能压制东江号此类大型舰艇的火力。但是由于我护卫艇火炮口径小，需部队近战才能发挥威力，这种情况下，虽然官兵勇敢，但是不可控因素也相应增加。
从人民海军参加的7次重要战斗弹药消耗情况来看，鱼雷艇作战效能要比护卫艇突出，击沉敌舰仅需1-2雷。护卫艇击沉敌舰需要消耗大量弹药，每艇仅37毫米炮弹平均需消耗一千发左右，而此炮理论战斗射速为50发/分，所以，如果单独依靠护卫艇作战，不利于快速实现预期战果。随着技术装备的进步，我军探索出了护卫艇、鱼雷艇协同对敌打击的方案。
“八·六海战”中，我军运用了4艘护卫艇压制敌舰火力，再由鱼雷艇发展胜利的战法，首次真正实现了护卫艇和鱼雷艇部队的协同作战。“崇武以东海战”沿袭了“八六海战”的战法，国民党海军舰艇见此战术只能逃跑。
国军方面只是一味依靠大量美国二手舰艇来充实自身海军力量，迷信大舰巨炮，毫无战法可言。就如同其陆军，虽然有所谓的德械师、美械师，但是不会利用装备优势研究出适合的战法，白瞎了那一堆好装备。
五、解放军作战勇猛
指挥靠前，作战勇敢是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每次海战，我指挥艇都是冲在最前面，“跟我冲”与“给我上”体现的就是双方的差距。
1965年的三次海战，国军舰艇在遭遇我军攻击时，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逃跑，不敢正面应战，顶多是在逃跑途中被迫还击。八六海战和崇武以东海战中，火力更为强大且作为旗舰的剑门号、山海号，只顾自己个儿逃跑。1964年5月1日，两千余吨的驱逐舰“丹阳号”，面对我一艘100余吨的护卫艇的炮击，不到三分钟即仓皇逃跑，国军海军的作战作风与陆军如出一辙。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如今我人民海军装备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变的是我军的优良传统得以很好地继承和发扬。海峡对岸，不仅已无五六十年代的技术装备优势，且装备劣势被越拉越大，而战斗素养方面更是连过去的国军都大大不如，不过其也有一条很好地传承了下来，即全凭一张嘴实盘配资网站，吹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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